召会的历程第七篇—台湾工作的兴起

读经：徒二46，林前四17，约十八37，十四6，提前三15～16，弗一13

壹   “在一九五〇年，倪弟兄还没有下监时，主给他一个引导，在同工中间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作了一次安排；他很少作这种安排，因为当时政治局面在变动，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应变。”（异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，第二篇。）

贰   他在二次紧急同工聚会中重复的说，“我们要常受弟兄出国；”后来共产党得势，我在上海正赶造大会所，只剩下地还没有抹石，玻璃还没有装；一九四九年四月底，他打电报给我，要我把上海召会的一切事都交给长老弟兄们，马上离开那里；我就被打发出来—参林前四17。

叁   我到了台湾，在屋外我听见的是木拖鞋在石子路上的声音，在屋里我看见的是日本塌塌米的房子；当时在台北聚会的人，最多五十位，我也没有甚么可作的：

一     我在家里，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，“我来台湾作甚么？”那是四月间的事；后来我到中南部走了一趟。

二     主给我一个感觉说，台湾这里有可作的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容易设立地方召会；因为我一天出去到三四个地方，交通相当便利；所以我在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正式开工。

三     到四九年底，台北召会的人数就达到了八、九百位，人数可说增加得很快。

四     到了一九五○年十一月间，主带领我到南洋菲律宾的马尼拉；从那时候起，我每年都去四个月左右；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台北；每次我留在台北时，因着人数众多，所以多半是作训练。

五     在一九五二年以前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加上一位同工姊妹，我们两个是全时间的；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就加增到一百位左右的全时间者；结果很自然的，这个工作就在全台湾扩展开来。

六     从基隆一直到高雄，甚至东部的花莲、台东，在全台各大城里，差不多都有了主恢复中召会的设立；这一百多位全时间者，便分散在各地，照顾各地召会，推广主的工作。

七     蒙主怜悯，到了一九五四、五五年时，我们在全台湾的圣徒人数，差不多就有将近五万人；再过二年，到一九五六、五七年时，人数达到了五万；换句话说，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小数字，约是三百五十到五百人，在短短的六、七年间，便有了百倍的增长，达到了五万多人。

八     这时，我们因着想要追求属灵的长进，要得着属灵的帮助，就邀请史百克弟兄前来尽职；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来，而后在一九五七年又来一次。

九     然而，因着他的前来，反而使我们中间发生难处，惹起了风波；有数位青年弟兄，因着受史弟兄的影响，起了异议，有所变动；那是一个很大的打岔。

十     史百克弟兄的来访，在我们中间引起了风波，经过那个风暴后，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到五七年间所作的，都被冲淡了—参弗四14。

十一   当初我们所受到的打岔、难处，是在一九五七年，但事情一直延长到一九六五年九月间，我从美国回来，才得以处理。

十二   等到那件事告一个段落后，可以说如同一个长期患病的人经过开刀、手术后，自然需要一段复原的时间；同样的，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间‘开刀’；所以至少需要一、二年来恢复；因此，从第二年开始，一九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年，我每年都回来。

肆   我们在台湾开工时的作法，有几个特点；第一，我们的训练是综合性的—参结一10，启四6～7：

一     最好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，有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和福音的训练；召会的训练中，包括了服事；凡参加过训练的人都知道，那次是综合性的；因此，对召会的带领也是综合性的—约十八37，十四6，提前三15～16，弗一13。

二     我们不偏重那一点，可以说，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并重；不言而喻，训练很有果效，人数也就大大繁增。

三     人数增加后，我们就开始分会所聚会；之后，人数又增加了不少，于是我们就在会所之下，有了分家。

四     因着人数一直加多，并且不断的涌进来，我们在考虑如何顾到这些加进来的人时，主让我们想到祂在旷野分饼，乃是将人分成一排一排的—可六39～40。

五     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开始有了分排；这样，我们就有全召会，有分会所，有分家，有分排；在那七年之内，人数增加，从五百人很快加到五万，有一百倍的繁增。

职事信息摘录：

倪弟兄的职事，以及他在工作上的安排

等到主在中国把我们兴起来，主就借着倪弟兄，简要的把圣经的全部异象指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昨晚我所交通的重点：神的救恩、召会、基督作生命、基督的身体。这些是在倪弟兄三十年职事里，清清楚楚看见，而讲说给我们的。我再说，很可惜的是，他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四个大点，一般弟兄姊妹只领略了头三点，而对于末了一点－基督的身体－却是格格不入。无论如何，倪弟兄尽职事，从一九二二年到五二年他下监止，整整三十年，一九五二年以后二十年，他甚么都不能写，甚么工都不能作。

在一九五○年，倪弟兄还没有下监时，主给他一个引导，在同工中间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作了一次安排。他很少作这种安排，因为当时政治局面在变动，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应变。他在二次紧急同工聚会中重复的说，“我们要常受弟兄出国。”后来共产党得势，我在上海正赶造大会所，只剩下地还没有抹石，玻璃还没有装。一九四九年四月底，他打电报给我，要我把上海召会的一切事都交给长老弟兄们，马上离开那里；我就被打发出来。

主恢复中职事的转移，以及在台湾工作的开始

我到了台湾，在屋外我听见的是木拖鞋在石子路上的声音，在屋里我看见的是日本塌塌米的房子。当时在台北聚会的人，最多五十位，我也没有甚么可作的。我在家里，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，“我来台湾作甚么？”那是四月间的事。后来我到中南部走了一趟。主给我一个感觉说，台湾这里有可作的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容易设立地方召会；因为我一天出去到三四个地方，交通相当便利。所以我在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正式开工。

第二年，倪弟兄到了香港，年初时带来复兴，他就把我叫去香港，帮助他一同带领全香港召会三方面的服事：同工的、长老的和执事的。我们两人在那里，几乎天天见面，有一个半月之久。从四九年年底过了二年，上海召会有绝大的自由。倪弟兄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发挥他从主所领受的，因为到那时西教士都走了。当时中国的基督教百分之九十是在西教士的手下，他们一走，上海的各公会就群羊无牧，稍微有一点追求主的人，就都转到我们中间来。倪弟兄认为是大好的机会。倪弟兄的内弟张宜纶弟兄在六二、六三年告诉我说，“李弟兄，一九五○年香港特会以前，倪弟兄要去香港临行时，上海的同工们题起来，要把你调离开台湾，因为台湾没有甚么可作的。他们要你再回去上海，那里有太多的工作可作。整个上海以基督教来说，都是在我们手下。”倪弟兄很有智慧，他作事说话很少鲁莽武断，他都是看神在环境中怎样的带领安排。所以在我到了香港时，他并没有对我说这些话。我们坐下来谈，很自然的我就把那半年多在台湾工作的情形告诉他。我说到了年底，台北召会的人数翻了三十倍。我的话语之间也表示我很有负担，我说我们可以从那里作南洋，再往东洋，慢慢就可以往西洋去了。他听我说了台湾的光景，非但没有题起大陆同工们要把我调回去的事，反而鼓励我好好的作。我们谈到回大陆的事。我说，“这件事太大了，我也不敢说回去是主的旨意，不回去是主的旨意。”他说，“那么我们有几百处召会怎么办？”过了一些日子，他没有向任何人辞行，就回大陆去了。他离开香港后几天，我也回到台湾。

我到台湾的时候，一家十口，带着两个帮佣的人，一共十二个人到台湾。我下飞机时，身上只有三百元美金。倪弟兄完全懂得我们中间的情形，他知道我到了台湾是不容易得到供给的。台湾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圣徒，而且都是去避难的，不太有余力供给别人。倪弟兄实在是爱同工，他说，“常受弟兄，这里我有一瓶药水作样品，我还有一张方单，你把这两个带回台湾去，召聚作生意的弟兄们投点资，登广告，就可作了。我就回台湾和弟兄们交通大家觉得时机不适合，就没能作。

到五○年年底，我就去了马尼拉。我在马尼拉作工五个半月，要离开的时侯，一个弟兄特别找长老，托长老约我和他谈话。这位弟兄是经商的，是富有的，但不大怎么奉献。他来见我说，“李弟兄，你现在要回台湾了，请告诉我，你在台湾的工作，连造会所带同工的供给，一切的费用一年需要多少总数，我在主面前有负担全负责。”这实在是主作的事。我就说，“王弟兄，你知道我们的实行是从来不告诉我们需要甚么。”他说，“这不是你告诉我，而是我接受主的托负，所以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这个数字？”于是我就告诉他了。他就这样每年供给，一直供给了十一年，从一九五○到一九六一年，每一年都是一笔供给。感谢主，这一切乃是主作的。

我从马尼拉回到台湾；那时在台湾只有我一位弟兄是全时间的，还有一位侯姊妹是全时间的；全台湾只有我们两位是全时间的。张晤晨、孙丰露弟兄还都不是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不去作事，就没有供给，所以都去作事。一直等到有了我在南洋的这一个经历，我就交通给弟兄们，所以就开始办训练。到一九五二年，就有了八十几位全时间产生出来。我向召会说得很清楚，不是说召会没有责任，也不是说弟兄姊妹不必凭爱心供给。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，有断炊的可能。我们从圣经看见，这也是保罗的经历。所以我说，根据我的经历，我这个职事所得到工作上的供给，就付这些同工们和他们家属彀吃饭的费用。这意思是说，即使召会弟兄姊妹不供给，他们也不会断炊。这样一直供给到六一年。从六一年就开始由召会量力分担，以减轻我工作这一面的负担；因为召会已经成立了，人数也多了，所以他们把我供给同工们的数字减到大概是百分六十。这样慢慢的，一直到六四年，我才完全卸下了这负担。这些都记录在当时福音书房的帐目上。全时间的同工和家属的人数，最高达到一百七十位。每个月职事都一直的供给这一百七十位生活的需用；这实在是主作的。

主准备把衪在衪恢复里的话语职事，转到我身上来

一九五○年是我和倪弟兄最后的接触。当时我并不清楚，现在回头看，都是主作的，就是主准备把衪在衪恢复里的话语职事，转到我身上来。我在大陆时，自己没有出书，我是帮倪弟兄作福音书房。我只写了几篇稿子，倪弟兄很喜欢，就刊印成书，就是“基督家谱的拾遗”，还有几本是关于天国的书。一九五○年，我们两人在香港有许多时间在一起谈话。我了解到以后可能无法接触倪弟兄了，所以向他题起台湾有出版的需要。他说，“常受弟兄，你知道在我们中间，只有我个人有福音书房，那不是召会的，也不是同工的，是我个人的。”他就安排说，“现在三个政治区，大陆、香港、台湾都彼此不相同，所以我们把福音书房分作三个，一个在上海、一个在台湾、一个在香港，这三个不是三个书房而是一个；因着政局，三地经济方面各自应付。”上海方面由他负责，台湾方面交给我负责，香港方面要魏光禧弟兄负责。他还嘱咐我说，“光禧弟兄在文责方面还需要你帮忙。”所以初期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书，多是和香港商量，两地一同出，而不是两地分开出。香港出的成本算台湾，台湾出的成本算香港。因着倪弟兄这样的安排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一个局面。

感谢主，在台北一开工，就有一位华侨弟兄奉献一万美金。那就用作福音书房的开始。关于书房，我和同工弟兄们都交代得很清楚，这个书房不是召会的，也不是同工的、也不是工作的，乃是像倪弟兄从前一样，是我的书房，为着服事我这个职事的出版。所以我就开始在台湾出版书籍。我知道倪弟兄那面的职事不能再有了，也得不到了。我就在台湾开始作文字工作。在香港的那次交通的确是主的安排，倪弟兄对我在工作上有个交待。再过二年，他就进监了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台湾一下增加了八十几位全时间。我可以对你们作见证，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作的，都是主安排的。我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为主说话，到五二年一共是二十年。我比倪弟兄晚十年。倪弟兄是一九二二年开始为主说话，到五二年夏天下监，一共是三十年。从那时起，主就把话语的职事转到我这面来了。（异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，第二篇）

台湾和南洋工作的兴起

在我来到台湾之前，从一九四六年起，就有少数一班圣徒开始迁移来台。一九四七年迁来的人多一点，四八年就更加多。到了一九四八年底，张晤晨弟兄、孙丰露弟兄、刘效良弟兄、张郁岚弟兄等，先后都来到台湾；当时台北召会的人数，不过是三、五十位。到了四九年春天，我来到台湾，当时台北召会聚会的人数，也还不到一百位。到了八月一日，我们就在现今一会所原址，盖造了一栋小会所，正式开始作工。到四九年底，台北召会的人数就达到了八、九百位，人数可说增加得很快。

到了一九五○年十一月间，主带领我到南洋菲律宾的马尼拉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每年都去四个月左右；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台北。每次我留在台北时，因着人数众多，所以多半是作训练。在一九五二年以前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加上一位同工姊妹，我们两个是全时间的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就加增到一百位左右的全时间者；结果很自然的，这个工作就在全台湾扩展开来。从基隆一直到高雄，甚至东部的花莲、台东，在全台各大城里，差不多都有了主恢复中召会的设立。这一百多位全时间者，便分散在各地，照顾各地召会，推广主的工作。

蒙主怜悯，到了一九五四、五五年时，我们在全台湾的圣徒人数，差不多就有将近五万人。再过二年，到一九五六、五七年时，人数达到了五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小数字，约是三百五十到五百人，在短短的六、七年间，便有了百倍的增长，达到了五万多人。

打岔的难处与失去基层带领

这时，我们因着想要追求属灵的长进，要得着属灵的帮助，就邀请史百克弟兄前来尽职。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来，而后在一九五七年又来一次。然而，因着他的前来，反而使我们中间发生难处，惹起了风波。有数位青年弟兄，因着受史弟兄的影响，起了异议，有所变动。那是一个很大的打岔。从那时起直到现今，已经过了大约二十七年，我们的人数没有增加，而是一直停滞不前。

在台湾工作的头几年，由于人数增加得很快，我们在台北这里，就从一个会所分成数个会所；在每一个会所之下，又分作许多家；在每一个分家之下，又分作好多排。当时我们从其中经过，现在回头看，都必须承认，那个作法完全是适合的，也是有效用的。那个实行就是在分会所之下，分成许多家；在分家之下，分成许多排。这样作最大的益处，就是由这些排去照顾新得救的人。然而，因着史百克弟兄的来访，我们受到打岔，而不太注意这些家、排的事奉。以后逐渐的，排就没有了，家也重新安排过。

按照新的安排，台北这里现有二十几个分家。这意思是，排在无形中就没有了；这也等于召会的基层不见了，最根基的一层没有了。因这缘故，在照顾弟兄姊妹，特别是顾惜新人的事上，那个效能就差了。好些弟兄姊妹未能得到照顾，新得救的人也没有被合式的托住，所以召会的人数，就逐渐减少了。幸亏历年来，弟兄姊妹在这里，仍然忠心的维持主的见证，仍旧传福音，带进好些新人，可以补上一些失去的人数。然而虽是如此，却仍远不及二十多年前，五万多人那个数字。这是现在的局面。

已过三、四年，我一直注意观察这些光景。虽然我人不在国内，但我里面对于台湾，总有一个负担。我常常在主面前，遥远的观察台湾召会的光景。我和负责的弟兄们、长老们，也都有很透彻的交通。我们一直在寻求，到底像台北这样大的召会，该如何往前？

当初我们所受到的打岔、难处，是在一九五七年，但事情一直延长到一九六五年九月间，我从美国回来，才得以处理。等到那件事告一个段落后，可以说如同一个长期患病的人经过开刀、手术后，自然需要一段复原的时间。同样的，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间‘开刀’；所以至少需要一、二年来恢复。因此，从第二年开始，一九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年，我每年都回来。（划时代的带领—主恢复的前景与生机事奉的建立，第十三篇）

主的恢复在台湾的初期

主的恢复在台湾的初期，要从一九四九年算起。这有两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是在四九年以前，台湾还没有一个召会确定的成立。乃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初，台湾的召会才正式设立长老。在此之前，虽然台湾各地有一些小召会，或者说有一些聚会，他们的负责人都是很自然产生出来的，但都没有正式的设立长老。正式设立长老，乃是从台北召会开始。

第二，主恢复中的职事，是在四九年夏天，才开始正式在台湾工作，并且有了第一次的特会。从那时起，主的恢复在台湾，才有一种情形的显出；距离今天，已经整整三十五年多。这三十五年可说是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，乃是个不算短的时间；然而，至今已成为历史。既是历史，我们就要回头从底层，从那个基础点来回顾，好从其中得着教训，得着实际的光，而不只是停留在理想的说法而已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来到台湾。以我个人而言，我曾服事过两三个召会，靠主的恩典都很成功。第一个是烟台召会。烟台召会的成功，是许多弟兄们有目共睹的。尔后，到了抗战胜利时，我们和倪弟兄再度见面，我就把我在烟台如何作，如何带领，和倪弟兄有交通。倪弟兄一面称赞，一面对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你应当把这些完全带到各召会。’他鼓励我好好去实行。所以，我在上海才放胆的带领，大步的往前，所带进的结果，同样是有目共睹。如果不是因着政局改变而受打岔，上海召会的确是相当的成功。

虽然在烟台和上海，我们有一些成功，但来到台湾之后，我们觉得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的。因此，我们在台湾第一次作工时，就把那些不该要的都丢了。于是台北的工作有了一个新起头。当时，我们全省最多是五百人，到了一九五六年，就到了三万多人。等到一九五七年，我们邀请史百克弟兄来时，已经到了五万多人。然而，史百克弟兄的来访，在我们中间引起了风波，经过那个风暴后，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到五七年间所作的，都被冲淡了。

综合性的带领暨分家分排的实行

我们在台湾开工时的作法，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我们的训练是综合性的。最好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，有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和福音的训练。召会的训练中，包括了服事。凡参加过训练的人都知道，那次是综合性的；因此，对召会的带领也是综合性的。我们不偏重那一点，可以说，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并重。不言而喻，训练很有果效，人数也就大大繁增。人数增加后，我们就开始分会所聚会。之后，人数又增加了不少，于是我们就在会所之下，有了分家。

在那之前，我们中间从来没有用过‘排’这个字。我们都知道，‘分家’是倪弟兄开始用的，他是根据行传二章，那里说到挨家挨户的聚会。（46。）虽然是倪弟兄开始用这个辞，但在实行上，倪弟兄没有用得太多，因为他没有机会。等到他要开始实行时，上海召会起了风波，之后就停止聚会。在上海召会停止聚会那一年，也就是一九四二年年底，烟台召会有一次大复兴。可以说，烟台召会把‘分家’完全实行出来了。然而，我们在烟台时，还没有实行分排。当时人数虽然增加，但还没有增加到需要分排的情形。

等我们到了台湾，不仅有分会所，也就是倪弟兄所说的分家；在会所之下，又有分家。因着人数一直加多，并且不断的涌进来，我们在考虑如何顾到这些加进来的人时，主让我们想到祂在旷野分饼，乃是将人分成一排一排的。（可六39～40。）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开始有了分排。这样，我们就有全召会，有分会所，有分家，有分排。在那七年之内，人数增加，从五百人很快加到五万，有一百倍的繁增。有一次我们为新得救的人受浸，是从周六晚上开始，因为没有浸完，主日早晨继续受浸，并且是在三个会所同时进行，加起来总共是七百多人。

这个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若是一直作到今天，不知道要加进来多少人。五百人在七年之内，扩增到五万，是百倍之多的繁增。一九五七年距今有四个七年，在这四个七年内，我们原是要继续沿用那个作法，然而史弟兄来，把那个作法冲淡了，使我们转移了焦点，不再那么注重。若是我们当时没有改变方针，过一个七年，加增五万人；后面有四个七年，至少可以得着二十万人，再加上原有的五万，就是二十五万人。这是最保守的说法。五百人经过七年，成了五万人，以这个五万作基数，再过七年，再加一倍，我们绝对相信这是可能的。

在中国大陆，我们已经有过确定的经历，知道在召会的建造上，那些经历合用，那些不合用。因此，主带我们到台湾之后，合用的我们继续用，不合用的我们就去掉。此外，我们还加上了新的实行－分排。我们目前的这个训练，是综合性的，的确有其果效。一九五二年之前，只有我一个弟兄和另一位姊妹全时间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就加进了约一百位全时间弟兄姊妹。经过一九五三年综合性的训练，这一百多位逐渐因着实际的需要，从分会所加到分家，从分家加到分排去尽功用。这样几年下来，人数就到了五万。

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对召会人数的繁增的确是有利的

我们因着要得属灵的帮助，请了史百克弟兄来；这位属灵大汉一来，就把我们的作法冲淡了。这一冲淡，从一九五八年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注意分家，也再没有成立分家、分排；在那个风波中，这一切都被冲走了。那些有异议的人，一再的说我们是没有异象的人，并且说，张郁岚、张晤晨、郑大强、曲郇民弟兄等人，都已经完了。这话是约在一九五九年讲的。所以，从那事件之后，众人都有形、无形的受了影响，都一窝蜂的去讲异象，讲属灵。结果，主带我们到台湾来开始所作的一切，都被放在一边；使得我们都回到了基督教的老路，只会叫弟兄姊妹来主日聚会，然后讲一篇信息给他们听，再没有人去注意分家、分排的事。我们头七年的带领，可以说是完全烟消云散了。

我们今天的人数，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，将近二十八年后的人数，并不比当时的多；只有少，没有多。我们这二十八年只作了维持的事，弟兄姊妹有的故去，有的冷淡了，有的退后了，有的出国了，有的毫无下落；我们所带进来的新人，只够补充少掉的人数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出了其中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丢了初到台湾实行七年的新作法，又回去聚会讲道、听道，随从基督教传统的作法。

事实证明，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对召会人数的繁增的确是有利的；这个不容否认。然而，将近三十年来，我们却把这个作法丢了，以致人数没有加增；这是我们莫大的亏损。另一面，那几年在属灵上、在生命上，我们实在不见有什么成功。谈到真理，我们在真理上没有目标；论到属灵、在生命上的长大，一点也没有作得理想。不仅台湾，甚至南洋各地和香港召会，在我们中间大多数的弟兄姊妹，对真理都不是太清楚。因此，总括来看，我们在福音上是平平淡淡，在召会生活上没有什么特长，在真理上没有目标，在属灵上并不成功；然而，却把我们的特长，我们看家本领的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丢了，把人数丢了，真可说是得不偿失。（划时代的带领—主恢复的前景与生机事奉的建立，第一篇）